《国际循环》：降压药物的选择是临床医生最为关注的问题，与ESH/ESC指南不同，最新发布的JNC8指南未将β受体阻滞剂作为一线降压用药。您对此如何看待？这将对临床实践的用药选择产生怎样的影响？

　　李拥军教授：JNC8之所以不推荐β受体阻滞剂作为初始降压药的原因是考虑到LIFE研究的结果。LIFE研究发现，与ARB氯沙坦作为基础降压药的治疗方案相比，以阿替洛尔作为基础用药的治疗方案降压效果相当，但心血管事件发生率更高。ESC/ESH指南认为，既往大量研究已经证实了β受体阻滞剂降低血压及减少心血管事件的疗效，且并无一致证据表明其减少心血管事件的作用弱于其它降压药。此外，β受体阻滞剂种类繁多，新型β受体阻滞剂（如卡维地洛）在作用机制方面要优于传统的阿替洛尔，所以目前并没有足够证据将β受体阻滞剂排除在初始降压药行列之外。对于患有心肌梗死和心力衰竭的高血压患者，β-受体阻滞剂在控制病情、改善预后方面作用巨大，是应当作为首选降压药的。鉴于欧美两大指南都具有一定的权威性，β受体阻滞剂的地位问题尚未盖棺定论，因此对目前的临床实践可能并不会产生太大影响。

　　《国际循环》：在各大指南相关推荐并不完全一致的情况下，您认为，在临床实践中中国医生应如何合理地进行降压药物选择？

　　李拥军教授：欧美两大高血压治疗指南虽然存在不一致的地方，但这仅限于一些具体的细节问题，与制定者对相关研究数据的解读不同有关。对于高血压诊疗中的一些原则性问题，两大指南的观点还是一致的。例如，它们均强调要对高血压患者要进行心血管危险因素的综合评估，降压治疗的获益主要来自血压降低本身等，所以这种不一致并不会给中国医生带来太多困惑。此外，这种差异也反映了目前我们对一些问题的认识还处于探索阶段，还需要更多研究来最终定论，这也是科学发展的一般规律。我们需要明确，指南起到的只是指导性作用，临床实践中医生需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结合指南推荐做出临床决策。中国根据自己国情制定的高血压诊疗指南，更符合我国的具体情况，可作为心血管医生临床诊疗的重要参考。

　　《国际循环》：鉴于目前不同指南对降压目标值及降压药物选择的相关推荐不尽相同，前段时间刚刚结束的ACC年会上特设一个专题，专门就是否需要制定一个真正适用于全球的标准化指南进行探讨。您对此有何看法？

　　李拥军教授：高血压病的流行病学和药物治疗效果在不同种族间存在差异，例如我国高血压患者脑卒中的发生率明显高于西方人，黑人对ACEI类降压药物不敏感。目前，高血压病的临床研究大部分来自西方人群，制定的指南更适合西方人群，所谓的全球化标准可能并不一定适用于所有人群。对中国而言，最重要的是获得自己的研究数据，制定适合我国人群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高血压诊疗指南。